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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苏东坡与王安石的私交:“对手”变知己

  揭秘苏东坡与王安石的私交:“对手”变知己

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,苏轼兄弟丁忧服满,刚回京城。那时,兄弟俩踌躇满志,很想有一番作为。可是,苏东坡不识时务,对改革说三道四。王安石很不高兴,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。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,随时都会碰到山头。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,无暇指点时政。没想到,苏东坡是断案高手,三下五除二,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——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。

第二年上元节,皇帝想买灯,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 “耳目不急之玩”,皇帝从善如流。苏东坡喜不自胜,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,苏东坡接连又作了《上皇帝书》、《再上皇帝书》,向改革全面开战。于是,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 “黑材料”,想把他整垮。可是,结果一无所获。但是,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,后怕起来。于是,他请求外调,以离开政治的漩涡,避祸全身。

就这样,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。此后,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。但是,在王安石下野之后,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,并次韵王安石的《北山》诗,道是:“骑驴渺渺入荒陂,想见先生未病时。劝我试求三亩宅,从公已觉十年迟。”

当时,苏东坡从黄州平调到离京较近的汝州,可是仕途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。他之所以要去探访王安石,一则是路过;二则同是天涯沦落人,已不复有当年的意气用事,况且他对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,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,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场,两人见面就轻松多了;三是,当年“乌台诗案”发作,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,王安石曾道“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”,施以援手,并没有因为是政敌而落井下石。不能不说,两人在私下是互相倾慕的。本着惺惺相惜,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就变得不难理解了。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,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。苏东坡也不戴帽子,赶紧作揖迎接道:“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!”王安石笑道:“礼岂为我辈设哉?”两人相见甚欢,别有一番滋味。

苏东坡的到来,让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觉。两人谈诗论文,谈禅说佛,很是契合。王安石对人感叹道: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如此人物!”也许,正因为此,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请苏东坡就在金陵买田为宅,两人也好时常见面。苏东坡也有相见恨晚之感,故而有“从公已觉十年迟”之句。有人以为这是客套,乃至虚与委蛇。我看,苏东坡未必这样乡愿,若要与王安石周旋,也犯不着远道来访。此时,两人已没了世俗的距离,同抱赤子之心,又怎会互相设防?王安石的邀请是真诚的,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为邻,岂非美事?而仕途险恶,又何必汲汲于道呢?王安石是过来人,不能说没有劝退之意;而苏东坡也历尽坎坷,未必没有林下之想。故而,一说即合,以致后来人到了江北,依然盘桓不去。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:“某始欲买田金陵,庶几得陪杖屦,老于钟山之下。既已不遂,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,日以求田为事,然成否未可知也。若幸而成,扁舟往来,见公不难矣……”好一个扁舟往来!若真成功,则苏王诗酒唱和,不啻是文坛佳话也!只是,苏东坡毕竟还是公家人,一时之想,望梅止渴而已,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人啊,就是这么奇怪,一面孜孜以求声与名,一面却又回望着自己的来时路。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?当年二次拜相时,曾作《泊船瓜洲》,道是:“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?”人离钟山,却依然一步三回头。因为他知道,仕途崎岖,世事难为。但是,儒家的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,又催逼他勇于任事。与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,王安石对于拜相,并没有欣喜若狂。当年他初拜相位之时,就曾私下与至友题诗明志:“霜筠雪竹钟山寺,投老归与寄此生。”政事虽是大功业,但却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。那么,何处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呢?大概是在渔樵之间、诗酒之中吧,大概是在“思接千载,神游八荒”的大自由中吧。而在这样的大自由中,还会有小路上的碰头和小河里的争流吗?脱离了世俗的羁绊,沐浴在文化的阳光之下,就会消解僵硬的对立,融化冰封的情意,就会有涓涓细流润泽枯冷的心田,就会有三月春阳照耀心头的湖山。如此,则相比于当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,当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讦和相离相弃,不能不说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。

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可惜,人世总有太多的纷扰。苏东坡与王安石已冰释前嫌,可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却耿耿于怀。王安石死后,苏东坡为王安石说过几句公道话,只是,时移世易,已没人听了;而形格势禁,还得罪了保守派——得罪不起我躲得起,于是,又请求外放,结果越贬越远,差点回不了中原。

若王安石地下有知,真不知会作何感想!